城市经济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遐想

　　十八大以来，对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2年十八大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强调“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要求“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并特别提到要“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当前的城市化突出了空间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要注重劳动空间的节约和组合的优化，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

　　同时，三中全会里有一项牵动亿万民心的决定，即“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及“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包括“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毫无疑问，允许土地的流转，放开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就能让土地在经营和流通中发现价值，把城市经济推向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的新高。这一点，已经为深圳特区的经验所证明。

　　另一项牵动亿万民心的决定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味着上亿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可以“转为城镇居民”并“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居住房屋、医疗、就业和子女教育方面享有与市民的同等待遇。由此，城镇将有可能直接面对由大量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形成的一个中高收入人群增加、中产阶级比重增大的橄榄型社会，中国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13亿人口的消费大市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城镇化才不是“造城运动”，而是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所以，全会还明确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当前的高速铁路加城市群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心城市的都市化，而若干次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则有机会获得升级，有些中心城镇将发展成中小城市，如株洲附近就因武广高铁拔地而起出现“武广新城”。而高铁“周转时间的加速和空间范围的缩减”的“时空压缩”效应，给城市经济带来了全新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时空环境。这将有利于城市空间的合理利用，特别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区过于拥挤的状态，提高土地利用价值，并能改善城市景观，为内需增长和结构转型增添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