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欧债危机中的社会价值观危机

国际知名投资人索罗斯日前撰文称，欧洲大陆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正在制造一场社会价值观的危机，后者现在已经开始威胁欧盟本身了。

以下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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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深层危机中的社会现象。2012年，希望极端右派金色黎明党在希腊国会大选中赢得了21个议席，匈牙利右翼Jobbik党获得了长足发展，支持极端保护主义的法国民主阵线主席Marine Le Pen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欧洲各国对相似政治势力不断膨胀的支持率，指向了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欧洲大陆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正在制造一场社会价值观的危机，后者现在已经开始威胁欧盟本身了。

当欧盟还只是一个长远志向的时候，这个概念就激起了很多人无限的憧憬，认为这是个非常吸引的主义，包括我(索罗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整合过程——各主权国家自愿地联合在一起，愿意为了共同的利益放弃部分主权。欧洲国家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比如说法国革命的口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留下了一份不朽的遗产。依靠这个传统，成员国基于平等和不被任何一个国家控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联盟。

但欧债危机现在已经把欧盟转化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欧元区现在依靠严格的纪律维持在一起，而并不是一个自愿的联盟；欧元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具有阶级性的协议——核心国家垄断了政策的制定，边缘国家的地位次级化越来越严重，而并不是一个平等的联盟；敌对意识正在滋长，而不是博爱和团结。

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一直是一小群有远见的政治家冲在前面，这些政治家一直坚持开放社会的原则，而且按照卡尔.波普的“渐进式社会工程”行动。他们承认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达到的，所以他们设定了有限的目标和紧凑的时间，进而推动向政治目标小步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完全清楚什么时候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果当前的措施已经明显无法如期达到目标，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就是欧洲煤炭和钢铁联盟逐步发展成欧盟的模式。

法国和德国一直走在推进一体化的前面。当苏联解体，德国领导人认识到，只有在欧洲进一步联合的背景下，东西德才可能完成统一，同时，德国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已经准备好作出牺牲。在谈判的时候，德国人同意贡献更多而索取更少，因此最终达成了协议。

当时，德国政治家声称，德国没有自己的外交政策，而只有欧洲唯一的外交政策。这个立场加速了欧洲的一体化，最终在1992年签署了马约，在1999年成功引入了欧元。接着欧洲经历了进一步一体化的时期，比如2002年成功引入了欧元纸币和硬币。

但2008年出现了危机，这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但给欧洲带来了更大的问题。为了应对雷曼倒闭，政策制定者宣布不会容许其它任何一家系统性的重要金融机构倒闭，这就需要用国家信用取代冻结的市场。

然而，不久以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外声称，这些担保措施只能让每个欧洲国家独立提供，而不是由欧洲集中提供。这就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标志，因为默克尔的举措把单一货币系统的缺陷暴露了，当时政府当局和金融市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至今它们仍没有完全明白。

通过创立欧洲央行，成员国的政府债券就会出现违约的风险。发达国家通过自己货币发行的国债是永远不会违约的，因为央行有无限的印钞能力。它们的货币可以贬值，但违约的风险几乎没有。

相反，那些借取外汇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耗尽外汇储备。当财政危机冲击希腊，金融世界突然发现欧元区成员国已经把自己拉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位置。

欧债危机与1982年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当时IMF通过给债务缠身的国家发放大量的贷款，避免它们毁约来挽救世界金融系统。但同时，IMF还要求这些国家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把这些国家推入了无尽的衰退深渊。结果，拉丁美洲承受了一个迷失的十年。

今天，德国对欧元区所做的和IMF当年对拉丁美洲所做的是一样的。它们设定的紧缩措施可能不一样，但效果是一样的。欧债危机把金融系统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而通过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和向希腊这样的国家发放足够的贷款避免违约，终于避免了破产的发生。

结果，欧元区内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矛盾不断激化，因为债权人负责经济政策的制定。德国领导着核心国联盟，而那些债务缠身的国家组成了边缘国家联盟。核心国对边缘国家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是欧元区内部矛盾深化的根源。欧元区的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引起了大面积的社会苦难。那些无辜、失落和愤怒的紧缩政策受害者给仇外主义、仇恨言论和其它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

因此，为了保护金融系统和欧元而设计的政策，把欧盟推向开放社会的另一个方向。在欧元区的金融需求和欧盟的政治目标上，出现了明显的矛盾。通过重复上世纪流行的紧缩措施和把欧元区两极化，就可以满足金融世界的需求；但这与开放社会的原则是不相容的。

其实有办法修改政策，把保护欧元和满足欧盟政治目标融合在一起。比如说，独立的国家债券可以被欧元债券取代。但如果内部矛盾继续存在，政治目标应该要被优先考虑的。不幸的是，实情不是这样的。金融问题不断施压，垄断了政治家所有的注意力。欧洲的领导人被危机占据了所有时间，以致于没有时间考虑政策的长期后果。结果是，这就会形成核心国和边缘国间长久的代沟。

一定不能让这样的阴暗前景发生。欧盟原来成立就是作为一个团结和合作的平台。今天，欧盟只能因为阴暗的必要性维持在一起。这并不是我们希望或需要的欧洲。我们必须扭转这个难以容忍的趋势，寻找方法重拾团结的精神和共同的价值观，重新激活对欧洲未来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