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行业步入大周期

　　传统产品逐成鸡肋

　　国际巨头农药公司纵向整合的投资冲动不断加大，使得盈利逐渐下滑传统产品逐渐成为了公司的鸡肋。从当前农药巨头公司的龙头产品结构来看，传统产品的确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我们以1990年为界限，将之前登记上市的产品成为“旧产品”，反之为“新产品”。通过比较世界农药巨头的销售额前十大产品比重变化来看，新产品的销售比重逐渐增加。旧产品除去草甘膦、百草枯、麦草畏等受转基因种植影响依然维持较好的销售水平外，80年代以前大部分专利农药产品，市场份额已丧失殆尽。

　　不仅专利药生产公司传统产品收入比重不断降低，仿制药生产企业Nufarm草甘膦业务毛利贡献比重也呈现逐年走低态势。传统产品受新产品挤出效应越发明显。盈利能力下滑、市场份额锐减，导致国际巨头农药公司削减或放弃传统业务，节省开支投入新品研发。新品研发与投产促使传统产品发生产能转移。

　　科研投入是第一生产力进入升级——研发周期

　　传统产品的逐步萎缩，纵向扩张的投资需求，都导致国际巨头农药公司的科研投入逐渐增加。而开发的新产品更会进一步促进传统产品的淘汰，使得巨头进行产能转移。

　　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使得诸如拜耳、巴斯夫、先正达等农药巨头加快淘汰老产品、推出新产品的步伐。近两年来，新产品的发布在不断加速；老产品的淘汰数量始终维持较高水平。

　　世界六大农药公司悠久的研发传统，使得新产品的上市必然伴随着旧产品的淘汰。对于已经完全失去盈利能力的旧产品，会彻底被市场抛弃。但对仍具有市场盈利机会的传统产品，会对农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从而驱动传统农药产能进行转移。这一过程逐渐演变为“升级——转移”周期。

　　第二次产能转移将使全球农药行业迎来新一轮行业景气周期，中国企业明显受益

　　通过以上对世界农药巨头的分析，以下三点驱动因素导致全球农药产能发生第二次转移。

　　驱动因素一：强烈的向盈利能力更高的种子行业纵向扩张的冲动。

　　驱动因素二：传统产品盈利大幅度下降，抛弃旧业务能够换取更多的资金与精力进行战略调整与新产品研发。

　　驱动因素三：研发的不断投入使得新产品的推出逐渐提速，促进了旧产品向其他国家进行转移。进入升级——转移周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前全球第二次农药产能转移方兴未艾。

　　两次转移虽然都起始于需求增长，但结局也许并不一样。我们认为第二次转移对于产品结构的转移要大于量的改变。此外国内供给端也处于逐渐缩紧的状态。

　　中国农药行业进入供给收缩期

　　整合加剧 供给端收窄

　　我们认为供给端收缩起始于2011年。2008年供给端扩张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行业持续了两年多的低迷：开工率大幅下降导致产量大幅度下降，连续三年产量增速严重放缓；新开工项目数、竣工项目数、固定投资完成额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停滞甚至下降。

　　2010年8月《农药产业政策》的出台，使得农药行业在2011年进入整合周期。该项政策积极推动鼓励行业内进行整合，合理调整产业布局等。进一步提高农药行业健康度的同时，对2011年供给端收缩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政策面与市场面的共同影响下，市场重新走向整合。全国主要农药生产省份占全国比重持续增长；2011年全国农药企业数目下降明显，盈利能力得到明显恢复；国内企业并购事件持续增加。2011年企业数急剧减少，由并购整合所带来的供给端收缩拉开序幕。

　　未来政策面将继续保持紧缩

　　我们通过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农药政策的演变规律来对比国内政策的发展阶段，认为国内农药管理政策趋严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将西方农药政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二战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始施行农药登记制度。农药产业逐步发展，使各国进入了农药政策的第二个发展时期——“简单集中期”，即表现为对农药的审查程序繁琐、严格与对残留要求标准极高，这一时期的欧美等国均出现了农药行业发展停滞的现象。为了引导农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美国于1975年、日本于2005年，欧盟于2009年分别推出了更加科学化的农药审批程序以及最大限度的环保、残留标准，对于企业的科技、工艺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农药政策进入所谓“科学集中期”。

　　我们认为在政策周期每次调整中，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以及科研、化学工艺、检测水平的公司才能得以存活。即政策调整周期促进行业资源整合，利好行业内龙头企业。

　　根据对最新颁布的《农药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农药行业“十二五”规划、等进行分析，中国农药政策在由简单集中期向科学集中期转变。国内农药行业将进入一个政策面调整期，利好行业龙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