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央行变身对冲基金

迷信

每个时代，金融圈中都有独特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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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在美联储不断削减利率之时，交易员养成了观察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公文皮包的爱好：如果厚一些，就有可能会对利率做出动作；如果薄一些，也许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但实际上，格林斯潘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公文包里，仅仅是我的午餐。”

东京，金融危机之后，日元贬值元年，诞生了新的迷信。

最近，日本的汇市交易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到距离丸之内一街之隔的日本中央银行数出租车。入夜，如果央行依然灯火通明，门前出租车车流如潮，这就意味着央行有可能会干涉汇市 ，世界货币市场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日元武士”准备出手了。

日元贬值不是秘密，日本央行操纵干涉汇市也不是秘密，但央行的货币储备经理们何时动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动手？这，就是天大的秘密。无数汇市交易员殚精竭虑，日夜思索，以求发现日本央行的行动规律和操作手法，但鲜有成功者。日元，在货币投资圈是臭名昭著的“坏蛋”。猜对了，会获得丰厚的报酬；猜错了，会输得倾家荡产。日元，因路径飘忽，行踪诡异，是最令投机者痛恨的货币。

日元有如此底气，与它的雄厚实力密切相关。截至今年1月，日本央行储备了1万亿美元外储，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中国)。为了应对货币战争，日本央行的弹药储备还将继续增加。

运动员？裁判员？

国际汇市是全球流动性最大的市场，每天的交易总量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这样的规模，使任何试图操纵市场的货币投机者都会有一种望洋兴叹的感觉。但是，一旦实力强劲的央行出手加入战斗，那种山呼海啸的气势，足以使任何人屈服。

“不要与央行作对”，这句话在汇市当中，是血的教训得出来。

然而，央行在汇市之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从本质上来说，央行是货币市场的监管者，是物价和黄金储备的捍卫者。他们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裁判员”，而并非汇市当中的“运动员”。

每个国家都对汇市的交易玩家，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机构有严格的交易限制，他们的交易方向和策略，必须以公开透明的手段向金融监管部门申报，投资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轻易获得这些信息。但央行却无需向任何机构组织汇报，这使得他们的任何动作，都有可能造成巨大波动。而这种波动，恰恰是央行最反对的行为。上月，在莫斯科举行的G20会议上，参会各国曾联合发布声明，防止货币市场出现“过度波动”，“保持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战争之中，呼吁仅仅是下一次战斗的借口。因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最先贬值货币，且能承受通胀压力的国家，将最先走出经济低迷。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但实施这个战争策略，却需要改变央行旧有的传统思维。

安全，一直是央行的传统经营哲学。但今天，央行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黑石官方机构投资的负责人基利所说：“在不确定的时代，没有任何资产可被称得上是安全的，所有的手段都在变化”。

太平年月，央行喜欢持有收益率较低的资产，这样可以很容易卖出。这是一道防范潜在热钱攻击的防火墙。当货币战争发生时，投机者往往会做空美元，做多央行本币，使汇率骤升。央行则采取反向行动，做多美元，做空本币。但如果外汇枯竭，防火墙被突破，会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升高，失去国际竞争能力，同时造成国内投资成本增加，通胀加剧，进而引发银行业危机。

货币战争年代，钱粮的重要性和安全性显得更加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截至去年9月，全世界所有央行的外汇储备规模约为10万亿美元以上，超过对冲基金手中的美元约4倍以上。在所有的央行中，最具实力、拥有最高外储的是中国，约有3.3万亿美元左右。紧随其后的是沙特、俄罗斯和瑞士。

纵观全球，各国央行持有量最多的当属美元，这也是打造防火墙最通用的货币。但近年来，美元的吸引力正在逐年下降。原因是，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自身已变成了攻击者。其背后的推手就是超发货币的美联储。但说来可笑，美联储手中存有3.25万亿美债(主要由外国银行持有)。也就是说，在货币战争中，最不讲道理的，恰恰是美联储，因为他即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

正因此，美元储备在各国央行的资产中，呈现下降的趋势。2000年时，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的总量中占到了71%，现在的规模为62%。欧元的储备规模由于欧债危机的因素也在下降，由2009年的28%下降到目前的24%。

各国央行减持美元的另一个原因是效益。金融危机之后的零利率环境中，手中持有美元的央行备受煎熬。而且，美债利率是如此之低，一年期美债收益率仅为0.14%，投资回报率显得太低了。

所以，央行必须寻找新的高收益项目。一些收益率高的商品型货币和新兴市场货币，则成了央行的角逐对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IMF)的报告，目前央行货币资产的多样化方向非常明显。2006年以前，国际货币储备主要集中在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四种货币之上，其他国家货币只占不到2%的比例。而今天，其他国家货币比例已上升到6%。

瑞士央行

变身对冲基金

既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金融危机同样也让瑞士央行发现了更容易的挣钱之道。战争和危机，从来都是瑞士人闷头发大财的好机会。

瑞士，这个人口不足800万的小国，目前的外汇储备约为4680亿美元，这只是短短一年内积累下来的战绩。数字是不会说谎的。瑞士央行，才是货币市场最大的玩家。

为了应对货币战争，瑞士央行秘密使用了来自第三方的“雇佣兵”，如黑石和其他私营的对冲基金等。他们的长项是拥有环球优势和人才优势。去年5月，瑞士央行曾通过第三方连续出手购买了近100亿欧元，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空瑞士法郎，保持本国产品的外贸优势。

这听起来有些奇怪，瑞士本是全球银行业的中心，除了巧克力、手表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值得出口的东西。但实际上，瑞士的中小型企业异常发达。他们以创新技术为手段，占据国际精密机械制造和加工生产链的某一个环节，每年为瑞士的经济增长贡献约有五分之一的产值。保障中小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也是瑞士央行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金融危机影响，走强的瑞郎，当然对中小企业不利。

瑞士央行自2009年开始起做空瑞郎，当时它与欧元汇率的价格一度达到1:1.5。但自2011年8月始，大量避险资金从受欧债危机影响的欧元区涌入瑞士，造成瑞郎不断升值，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中，升值幅度达到了20%。瑞士央行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国内政治压力。

2011年9月6日，在与英格兰央行、德国央行和美联储协商之后，瑞士央行在外汇市场中进行了大胆操作。他们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手段盯死欧瑞汇率1.20的底线。结果，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欧瑞价格暴升了1000点，由1.1直接杀到了1.2。

为了表达坚守底线的决心，瑞士央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又先后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将汇率继续升1.24，这个示威性的举动，使市场明白了瑞士央行的凶悍和决心。以至于在未来的数个月之内，没有任何人胆敢做多瑞郎。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时任瑞士央行主席希尔德布兰德的妻子因在央行出手前，提前做空瑞郎被人发觉，最终导致了他的辞职。

瑞士银行的实力，在这场货币战争中得到了体现。到目前为止，欧元与瑞郎的比值，已经有16个月没有跨过1.20的生死线。用瑞士央行主席托马斯·约旦的话说，“我们具有最坚强的决心，守住这条底线。”

但是，瑞士央行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美联储可以一边印制美元，一边购买美元资产，使所谓超发的美元得到“消毒”处理。但瑞郎就没有这个优势。限于瑞士的经济规模，央行不可能超量发行政府债券，瑞士本身也没有更多以瑞郎计价的资产用于出售。

所以，瑞士央行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欧元与美元的汇率保持在1.30以上，瑞士央行还能够获得利润，但如果欧元汇率跌于1.20以下。那么瑞士央行的资产有可能在货币交易中化为泡影。

标普指出，瑞士央行的购买行为缩短了欧元区核心国家(指德法荷)和边缘国家(指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南欧国家)国债之间的利差。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欧元的货币价值被扭曲。

为了减少分散风险，避免资产过度集中在欧元之上。瑞士央行除了购买欧元之外，还买进了瑞典克朗、澳元、丹麦克朗、新加坡元和韩元等。这些货币的价格，在瑞士央行的推动下，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

与瑞士央行相似，以色列央行也存在通过操纵汇率市场，影响币值走向的行为。而且，他们的动向被市场密切关注，货币投机者立求保持与之同进退。

瑞士和以色列央行的玩法，已经使它们变身为一家对冲基金公司。该怎样形容他们在货币市场中扮演的角色：“领头羊”？“大玩家”？“裁判员”？“运动员”？

无量是量化的唯一标准

今天，世界经济正处于75年来最糟糕的时刻，几乎所有的央行，都使出了非常规的手段购买高风险金融资产，以期振兴本土经济。这是货币战争发起的本质原因。

美联储购买了国债和住房贷款债券；日本央行购买了不动产投资基金；至于欧洲央行，则直接以几乎零利率的方式，免费为所有需要贷款的银行提供资金。没有限制的购买，成为央行振兴经济的唯一手段，无量成为量化新的标准。

所有的央行购买行为，都存在损失的可能。其中以我们前面提到的瑞士银行最为可怕。他们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总共购买了价值近5000亿瑞士法郎的各类金融资产，包括外国货币、债券、股票和黄金，相当于整个瑞士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之相比，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显得负责任一些，他们所购买的金融资产分别占到美国和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20%和30%。

无量，成为所有央行发行货币的标准，成为赢得货币战争的底线。

政客还是银行家？

超发的货币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而解决问题，还需要不停超发货币，这听上去颇具有讽刺意味。

为什么会这样？汇丰的经济学家斯蒂夫·金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称：由于货币战争的因素，今天的中央银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曾赖以光荣自豪的独立性已经完全彻底消失。他们无法停止发行货币的原因，来自于政治压力。

独立央行背后有两个逻辑：其一，经济决策只能由受过良好教育、且经验丰富的专家来制定，而政客们缺乏系统性的训练或仅仅缺乏足够的智商，以制定完善的经济决策。就像人类对待医生的态度一样，我们将经济推到了央行的经济学家手中。其二，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人们不应该把金融的杠杆交到政客手中，因为，他们为了实现短期政治目标，会不顾一切地取悦选民，贬值货币，用廉价的金钱来收买选票。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制定经济政策与医生看病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对于经济现象的认识，不同的学术派别，不同的教育背景，甚至是不同的哲学体系和认知方式，都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

世界经济的生与死，总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学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数字无法衡量的，因为时代的变迁，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建模预测的。政治家和银行家的界线，也因为这个演变过程，而变得模糊不清。